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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4章:立志欲坚不欲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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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工商业在里下河一带更是不发达,原本四处可见的绸缎铺、茶馆、酒楼,工艺漆器、玉器、镂金器、镶嵌器、刺绣、檀类器物、香粉,以及铜器、木器、竹器等日用品生产业也纷纷关门,非但如此原本的盐行也大面积的缩水,早已不服昔日的辉煌,这其中固然有大运河淤积的原因,但你不可否认有我朝重农抑商的巨大因素在里面,一座城市的兴起,固然靠农业,但工商业也不可少,其所展现的作用不可预测!“

    这一次三人无人着急说话,因为这一番言语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太大,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化,需得思索思索。

    杨峥也没催促,今日这番言语的目的,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已,如今立场已定,接下来的细节问题,他用不着急,他相信商业所带来的好处,足以让他们看明白什么才是未来数百年里的王道。

    如此自我安慰了一番,他算是彻底放开了,也不理会三人苦苦思索的表情,独自喝着茶汤。

    眼看着一杯茶汤见了底,才听得况钟吐了口气,道:“看来大人是早有准备了,卑职虽不知大人为何一口咬定工商业能壮大大明,但有一点卑职十分的赞同,大明赋税单一的靠百姓,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,大明疆土是不少,可百姓的人口也不断的增加,他们能得到的土地将会越来越少,所能承受的赋税也并不多,大明的赋税始终抵不过宋代,商业上压制固然有一方面,另一方面百姓的赋税难以保证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,可恨的不少官员不知忧心朝廷,一味的从中作梗,使得本来不多的赋税变得更加少得可怜,堂堂大明一朝,一场天灾,一人**,偌大的户部竟来不出银子来赈灾,这足以说明,朝廷的赋税实实在在到了要改一改的地步!朝廷给商人提供保护,生意往来的便利,商人获取商业上带来的财富,朝廷则从他们财富之中收取相应的税收,增加户部的收入,也给百姓减轻了赋税的压力,算起来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,这一点卑职还是明白的,所以大人想要做什么,卑职都会支持?“

    “不管是你,我们也支持?“徐朗,高航大声道、

    高航笑着道:“高某听着不太明白,不过我知道朝廷有了商业税,就不必碰上要银子的事情,就头疼,我们锦衣卫的俸禄也能发的及时些?”

    众人听得一阵大笑,气氛登时变得欢快了许多。

    徐朗身为杨峥的军师,一直为其出谋划策,苏州的这一切,无不是有他的影子,可以说杨峥能以一举平衡苏州的米价,挫败沈家他功不可没,此时见杨峥打定了主意,决定将藏于心头的担忧说出来,好让他做个准备。

    趁着众人说笑的功夫,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,稍作沉吟后便朗声道:“收取税收自古有之,宋初设商税务院征收商税,并颁布《商税则例》张榜于商税务、场门前,令来往客商依法纳税。征税环节,分过税和住税。凡行商行销货物,每千钱课税二十,叫过税;凡城市商人(坐商)销售货物,每千钱课税三十。元初,商税无定制,太宗时,始定诸路课税。我朝虽重农抑商,但与商业上,也收取商税,设税课司、局管理,全国有三百六十余处,只不过宋代、元代备受重视的商业税,在我朝不受待见而已,其中原由大人想必也该知晓一二?“

    杨峥暗暗点了点头,表示略知一二,从朱元璋登基,对于商业多有压制,但也有保护,如洪武初规定,“凡商税,三十而取一,过者以违令论”。洪武九年,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,州府考核结果以其‘能恢办商税’为由,褒其进京朝见皇帝,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:‘税有定额,若以恢办为能,是剥削下民,失吏职也,州考非是’,反而‘命吏部移文以讯’。洪武八年三月,‘南雄商人以货入京,至长淮关,吏留而税之。既阅月而货不售。商人谓于官,刑部议吏罪当纪过。上曰:‘商人远涉江湖,将以求利,各有所向,执而留之,非人情矣。且纳课于官,彼此一耳。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,吏之罪也’。明杖其吏,追其俸以偿商人’。这种商业税收在洪武一朝,几乎无人敢说什么,所以这个规矩基本上延续了下来。

    等朱棣登基后,这位老兄野心太大,做的事情也多,单靠农业上的税收是无法支持他修建北京城,编修《永乐大典》,疏通大运河,五出蒙古,六下大西洋,所以从永乐开始朝廷开始加重了税收,但对民间的税收却是进一步放松,‘婚娶丧祭时节礼物、自织布帛、农器、食品及买既税之物、车船运己货物、鱼蔬杂果非市贩者,俱免税’。永乐二年,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:‘比岁市镇经兵,民皆流移,兼连年蝗旱,商旅不至,所征课钞不及,请减旧额。’户部以闻,上曰:‘兵旱之余,尚可征税耶!其悉免之,候岁丰百姓复业,商旅通行,然后征之’”即便如此,征收的税收并不高,大部分采取了轻税政策,‘关市之征,宋、元颇烦琐,明初务简约,以朱元璋定下的商税三十取一,超过者以违法论。足见商业税的不完善,这一方面是朝廷对商业税的不重视,另一面也不是没有官员的诸多阻挠的缘故。

    从永乐后期,勋贵早已不是tai祖与成祖两朝的军功赫赫,他们在日常朝堂上的权力也逐渐衰落,勋贵不再参与朝政,随着烽火的平息,除了两京以外,勋贵也不再出现在武将行列上,这导致武将多来自于中层武将世家或下级社会阶层。而随着盛世来临,开启了文臣掌权时代,文官逐渐把持朝廷的话语权,这些人多半是来自或是各大商扶持的代言人,他们与商业上采取了或多或少的保护,大大阻碍了朝廷征收商业税收的进程。

    随着文官局面越来越大,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维护商业正面上,他们以独特的力量维护商业在保持极低的税收,从中获取好处,为此他们不惜一切的力量进行阻扰,谁要想增加商业税,那就几乎等于割他们的肉一样,等于是逆天背理,他们似乎认为任何增加商业税的行为都会导致扼杀商业的严重后果。东林党人也好,非党林党人也好,在坚决抵制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,在他们的描绘下,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,罪恶滔天,甚至朝廷有什么天灾**都是征收商业税所带来的祸端,凡是向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,都被他们描绘成自私自利的小人,在言官的攻击下,他们被漫骂的体无完肤,甚至不少人被骂成了“豭狗人枭”。放在道德的架子上下不来,久而久之少有人提起这事儿,而皇帝有时想要增加税收,必须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。从朱元璋、朱棣后,大明很少有手段高明之主,难以驾驭文人的施加的压力,到最后多半没有顶住压力,不得不放弃从商业获取好处。

    当然了,也不是没有人获得成功,如明朝后期的万历,他不与文官正面冲突,而是选择绕开文官系统,在文官之外利用自己的皇帝的天威达到征收商业税的目的,但天下商业太多,皇帝纵然有心,也忙不过来,而文官又信不过,所以这个时候太监便走了前台,但是使用太监的结果是虽然可以暂时绕开文官直接干涉,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口。增加商业税,本就让文官集团鬼哭狼嚎,怒火中烧;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,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。于是他们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,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,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,在野的文人也好,在朝的官员也好,都纷纷摇动笔竿,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,在他们的描绘下,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,天怒人怨,敲骨吸髓,弄的国家暗无天日。工商业被破坏殆尽。这里随便引用一些话“今一货一人,税而又税。朘膏咋髓,一羊十皮,颐颐而来者,无所牟其利,抑且有其害,是重困商也。”,“河间一府,地瘠民贫,税额两万五千有奇,敲骨吸髓久矣,夫民不堪命也。’于是造成‘税繁则商困,商困则来者稀。必须取盈其额,纵严刑督责,只驱之掉臂而去耳。”“河西务大小货船,船户有船料矣,商人又有船银;进店有商税矣,出店又有正税。……百里之内,辖者三官,一货之来,榷者数税”反对矿税,丑化矿税的理由可以说是层出不穷,源源不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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